1995年造出中国第一款纯电动客车 孙逢春讲述与新能源车的40年

编前：孙逢春，1958年生，湖南临澧县人。他职业生涯的40年，也是我国新能源汽车从起步到繁荣的40年。

自上世纪80年代了解到电动汽车是汽车未来发展方向开始，孙逢春几十年坚守在这个领域，长期致力于新能源汽车整车集成与驱动理论研究、关键技术开发和工程应用工作，提出并创建了中国电动车辆、充/换电站系统、车联网等系统工程技术体系。

孙逢春一路带领团队攻坚克难，硕果累累，历任国家新能源汽车专家组组长、北京市首席专家等，现为北京理工大学电动车辆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，获评中国工程院院士。他带领团队完成了国家多个重要项目，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项、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，何梁何利奖1项及省部级奖多项。

从一片虚无到如今的生机勃勃，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今非昔比。但孙逢春依旧做着他认为该做的事情，岩竹般宁静挺立、柔韧如初。郑燮《石竹》中“千磨万击还坚韧，任尔东西南北风”，就像在说他，坚守在新能源汽车领域，不管业界如何风云变幻。

我搞了近40年汽车，主要是新能源汽车。

我出生在湖南临澧县的一个偏远山区。1966年上小学，到高中毕业，总共上了8年学，16岁回乡下干农活儿，修过拖拉机和抽水机、当过民办教师、做过砖瓦工等很多事情。后来研究电动汽车真得益于早年修理拖拉机锻炼出的动手实践能力。

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，我考上湖南大学应用力学专业，1978年入学。后来考研究生时回到老本行去搞拖拉机——北京理工大学车辆工程专业，那时候叫汽车拖拉机专业。从理科转入工科专业，觉得数学考试太简单，我花了30分钟就答完了。学习车辆工程时主要方向是振动与噪声，1987年去德国读博士学位，选择了轮胎动力学方向，跟当时吉林工业大学郭孔辉院士做的领域一样。

■出国留学结缘电动汽车

我们这一代五几年出生的人，留学是希望回国做点事情。当时在德国做博士论文时，我跟教授说，希望去德国三大汽车公司实习，多了解国外汽车公司。经教授介绍，我在三家公司各实习了一个月。在这些公司里，有两个地方是绝对不让我去的，一是设计新产品的造型车间；另一个是新概念车间，研究未来技术和车型的地方。

尽管那时候中国已经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大门，桑塔纳轿车也在中国投产，但当时中外汽车工业差距之大，让我们这些留学生都有点抬不起头。读完博士后，德国大众汽车公司想要留我，要么在德国工作，他们需要中德交流的人才；要么回中国筹建大众的北京办事处，让我做筹建办主任。我婉拒了大众汽车的邀请，因为出国留学是想为中国汽车业做点事情。

在读博士期间，我了解到电动汽车是未来发展方向之一，但并不了解详情。由于跟教授做了很多项目，例如他的两名助教做了5年没有做出来的项目，我半年多就做出来了。教授也因此对我非常好。在回国前，我跟教授说想复印些资料带回去，他就把复印室钥匙给我，让我随便用。就这样，我在图书馆找了很多电动汽车相关资料，复印下来，装了一小集装箱。当时就有预感电动车一定是未来的发展方向，想好好研究。

这是我跟电动汽车第一次结缘。

■“我们造出了‘远望号’”

真正接触电动汽车是在1992年。

我回国后在北京理工大学工作。当时国家的“八五”计划已经定了，也意味着我没有项目可做。后来我申请了一个轮胎动力学自然基金项目，当时郭孔辉院士很支持，属于青年基金项目，资金5万元，当时还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后来教育部还给了我3万元优秀回国人员基金做动力学研究。用了一年时间，项目顺利完成。

1992年，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联合开发，把军用电驱动技术转为民用大客车技术，中方当时是国防科工委牵头支持，美方是国防部主导。当时在国内找了很多院校和企业参与，比如国防科技大学、北京理工大学、西北工业大学、胜利客车厂、长安汽车等。项目调研时，北理工去了一位机械学院副院长。当时也没人知道我懂电动汽车。后来项目需要一位外语好、懂业务的技术翻译，那位副院长就找到了我。

项目谈判历时两年，在第一次谈判结束回来的路上，原国防科工委将军沈荣骏对我说：“小孙，中方合作委员会的技术负责人就是你了。”1994年，就这么歪打正着，我36岁当了这个军转民电动客车的总工程师。

当时美方提供动力系统，电机控制器、电池等，中方负责开发电动汽车车身和底盘。那时候我就想着电动汽车一定要正向开发，我们应该是国内最早正向开发电动汽车的。

1995年，我们造出了中国第一辆纯电动大客车“远望号”。电动客车做得漂亮，项目很成功。

■“没有核心技术给我沉重一击”

电动客车项目做完之后，两国政府提供的项目经费用完了。当时是1996年，香港的中华电力公司想买这款电动客车，打了200万港币的定金。我们打算先做两辆车，然后再批量生产。当时说得好好的，美国的西屋公司、格鲁门公司（生产战斗机）和休斯公司提供动力系统、电机控制器、变速器再加上充电机，一套价格是4万美元。结果他们突然涨价到每套10万美元。光是动力系统就已经达到这个价格，入不敷出根本没法做，只得把香港公司的定金退回去。

这算是对我打击最大的一件事，切实感受到什么叫没有核心技术。项目结束，意味着没事做了。那时候感觉非常糟糕。

在1992年加入中美电动车项目之前，我已是北京理工大学振动与噪声实验室主任，当时这个实验室是全校科研和经济效益最好的实验室，因为全国都在搞汽车、摩托车的国产化。我同时还是汽车、摩托车减振器检测中心主任。

但是，我从1994年正式进入电动车项目后就辞职了。我认为找到了正式项目，实验室主任不当了。

那是“净身出户”。我跟自动控制学院一位老师带着两个学生，从学校借了一间厕所旁边的储物间做办公室。曾去美国考察的那位副院长那时退休了，我邀请他跟我们一起研究电动车。当时什么也没有，这个储物间靠近厕所那面墙上全是水。买了四套桌椅、一台计算机和一台打印机，我们就是这样开始的。

我带领团队做完中美电动客车项目之后，1996年遭遇美国公司出尔反尔的打击。我们决定自己研发电机和控制器。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，我们做出来了。1997年，北京市正式立项，这是我国第一套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电机电控系统、自动变速传动系统，而且原理上比国外要先进，能效比也比国外高。后来还获得国家科技发明二等奖。

■在奥运会、世博会示范运营

之后我国开始申办奥运会，1998年到2000年期间，我是北京市申奥交通领域的技术成员之一。国外评论北京空气污染严重，在1999年申奥承诺里面就有一项：如果申奥成功，要在奥运中心区实现公交系统零排放。奥运申办成功之后，新能源汽车就作为科技奥运的12个重点专项之一，我自然而然地成为此项目的首席专家。

我清楚记得，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主席在考察时对我说：“车不能出问题，因为24小时在运行。”为了奥运项目，我们做了很多技术攻关。要实现电动汽车在两个多月内24小时不间断地运行，挑战是很大的，而且技术人员进不去“鸟巢”那些场地，只能在场馆外监控。

2003年，当我知道技术人员进不去时，就搞了远程监控，在北京市道路上做电动汽车的可靠性运行。这就是今天我们所做的车联网的前身。15年前受条件制约，也让我们很早就开始研究车联网。

研发团队克服了很多困难，开发出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动汽车，并在奥运期间率先实现规模化运营，取得巨大成功，当时也非常轰动。时任科技部部长万钢让我带领团队去上海，帮助准备世博会项目。就这样，后面陆续完成了世博会、亚运会等电动车项目。

后来国家开始做十城千辆示范运营，先是公交车后有环卫车。北京奥运会之后，北京率先把电动环卫车做出来，2009年就有1000多辆在批量运营。

■“中国新能源汽车战略决策和技术路线引领全球”

从当初的4人研发小组，发展到今天有几十人的研究团队，我们在电动车辆科研、产业化和示范运行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也获得了不少奖项。2010年1月，北理工正式成立电动车辆国家工程实验室，后续又陆续建立了北京电动车辆协同创新中心、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与管理中心等。

改革开放40年中我印象最深的，就是2010年国家把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列入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，2015年又被列入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点领域。政策层面的重视对我触动最大，对于我个人来说，电动汽车是自己的专业方向没选错；对中国汽车产业来说，面对环保和节能的双重压力，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大势所趋，即便是在全球范围内，我国的投入和支持力度也是最大的。客观来看，中国在战略决策和技术路线上起到了引领世界的作用。

相对传统燃油车来说，在新能源汽车上运用智能网联技术更容易快速地实现，这为后期产业化奠定了基础，同时还把交通智能化做起来。我想这是我国汽车业发展的一条基本路线，即以新能源汽车为基础的智能化和网联化，将来也是世界汽车产业的发展趋势。